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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:宠辱不惊的“真实”人生

季羡林:宠辱不惊的“真实”人生



  

□郑国栋
  驻足山东省实验小学教学楼门厅,仰望老校友季羡林先生的铜色塑像,注视他坚定而隐忍的目光,我的情感之门訇然开启。
  身为语言学和文学巨擘,季羡林先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,却自视一介布衣,曾发文昭告天下,辞谢“国学大师、学术泰斗、国宝”三顶桂冠:“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季老欢喜的是以自己的“真面目”示人,把“说真话、做实事”作为自己一生一贯奉行的圭臬,无论从事学术研究、文学创作,抑或做人。
  学术上求“真”,对一个问题可以“念念不忘”几十年,而穷其真理所在。可以“大胆假设”,后必“小心求证”。在《我的人生感悟: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》中,季羡林谈到关于论文写作的一件事情。在1947年的时候,季羡林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一篇论文《浮屠与佛》,但是因为条件所限,论文中有些问题的论述不能让自己满意。“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”,在1989年,有了新的资料补充,其又写了一篇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,达成了自己原本遗憾的心愿,“心中极喜”。特别是原先大胆的假设得到了验证,增强了自己研究的信心。这跨越半个世纪的“小心求证”让我们管窥到季老严谨、求真的治学精神。
  文学上认“真”,因而“专宠”散文,盖因在其心中,散文之精髓在“真情”。在《季羡林谈写作》中,季老如是说:“我认为,散文的精髓在于‘真情’二字,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:真,就是真实,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;情,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。即使是叙事文,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,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。”季先生首先强调写散文但求一个“真”:千万别勉强写东西,不要作无病之呻吟。读他的文章,尤其是散文,有着浓厚的底蕴,兼具“真”和“朴”,正如季羡林所追求的那样,“淳朴恬澹,本色天然,外表平易,秀色内涵,形式似散,经营惨淡,有节奏性”,这样的追求形成了他散文独树一帜的风格。
  《清华园日记》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生活的“青春记录”。年轻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如实地倾泻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喜怒哀乐,有叛逆、有偏激、有可笑。出版时,编辑曾好意地提出“做适当删减”,可季羡林却坚持:一字不改。他回复道:“我考虑了一下,决定不删,一仍其旧,一句话也不删。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,今天不是圣人,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。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。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  做人上存“真”,说真话、做实事是深入其骨髓的座右铭,和血液相融成为身体和意志的一部分,成为思考、行动的第一感觉和本能。十年动荡中,季羡林的所言所行就名副其实地验证了他为人处世的秉性和原则。在《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》中,季羡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记录了那段特殊但又锤炼人性的岁月。“文革”到来,靠积极检举揭发他人从而表明自己立场、选择站位者比比皆是,是特殊情况下防止被打倒的“策略”。可季羡林却不以为然,我行我素不表态,甚至在他的学生让他写揭发文章,对胡适、俞平伯、陈寅恪等人展开批判的时候,他还“不合时宜”地说出“颠倒黑白的话我说不出”“评价一个人要全面、客观,不能以偏概全”的话。在那个人人自危、黑白颠倒的时代,能够继续秉持“要说真话,不讲假话。假话全不讲,真话不全讲”的做人原则,难能可贵。
  此时此刻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的一句经典台词:“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,缺的是从自己心底里给出的真心、正义、无畏和同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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